孙蒋涛把自然中的崇高、伟岸、雄浑、豪放，通过笔墨的演绎而成为一种高远的视觉感受，这种以范宽《溪山行旅图》这样的经典为依据的范式，所形成的形势气象，绝非常人所论的可行、可望、可游、可居的理想境界，也不是自魏晋以来文人理想中的林泉之心，而是激发了人们自古就已形成的对山水的敬畏——高山仰止。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所展现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压人的感觉，那种理性化的视觉安排，表现了北宋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气度。而孙蒋涛的这种高远境界，更多的是一种感性的现代方式，更符合现代的节奏和生活方式。

　　在郭熙所讲述的规律中，“山欲高，尽出之则不高，烟霞锁其腰，则高矣。”孙蒋涛画山少有“尽出”，也少有“烟霞锁其腰”，他是通过被郭熙视为“活物”的水，使山在崇高中变得鲜活，从而形成山高水长的境界。以水为山的血脉，进而增加了山的高，这不仅是“山得水而活”，而是山得水而有神采。这也是孙蒋涛山水画的意境。

　　孙蒋涛的画，重其势，高且大。那突兀的山峰，往往是拔地而起。他在画面的处理中，不为小节所拘，以得其大意而表现出一种整体的气象。

　　在表现上，他注重高远的势与笔墨的关系。对于笔墨他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和感觉，这种感觉也就是古人常说的那种非生而知之的内容，尽管这之中也有习而知之的努力。中国的笔墨在“墨分五色”的简单陈述中，强调表现与对象的关系，并突出在画面上的变化。同时那种以书法为基础的“用笔”，更是在一种深藏的技术基础中，反映内在的学养。孙蒋涛以不遗余力的努力，建设自己的技术基础，使自己的笔墨能够表现出那高远的气势和山高水长的意境。孙蒋涛的画法所展现的一种“乱中求治”的精神，在笔线和皴法之间，以一种不合规则的“乱”表现山体或山石，描写瀑布或山泉，其“乱”往往呈现出一种丰富性的内容。理性之“乱”与理性之“治”，不仅是笔墨之道中的辩证关系，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。孙蒋涛以“乱中之治”表现出“乱”中的规律，“乱”中的情趣，“乱”中的意味，正反映出“治”的学养和心手相应的能力。